本站合作地产项目109
869亿货值 欢迎咨询合作
地势坤资讯
通广大厦(团结湖)一长虹桥独栋
发布时间:2022-04-28

北京通广大厦一长虹桥独栋北京东三环,长虹桥东北角,原来也有“双子座大厦”。两座楼比肩而立,长得一模一样,四四方方,规规矩矩。楼高十六层独栋写字楼出租,独栋物业出租,独栋办公楼出租,通广中心位于CBD国贸商圈的核心位置,紧邻东三环主路,开发商自持,大面积从38㎡-800㎡不等,结构为全框架、多样化写字间,商圈成熟,配套齐全,大厦配备三部电梯,采用中央空调。大厦为客户提供宽带网络接入服务,交通便利,配有保安中央监控系统、消防自动喷淋系统,为您提供安全的工作保障,周边国企,事业单位,上市公司林立,车位100余个,步行地铁站,仅仅需要5分钟的时间!








项目名称:通广大厦一长虹桥独栋

所属区位:东三环

所属商圈:国贸CBD商圈

租金报价:4.5-5.5

出租面积:100-200-500

  费: 0.8元每月每平

装修状态:遗留装修

 通:地铁10号线,团结湖站

付款方式:押三付三

起租年限:2年起租

  期:面议

注册公司:可以注册

周边配套:商场,餐饮,娱乐,银行,酒店,洗衣店,图文打印,超市等

欢迎来电咨询:13811119290,网站:www.landkun.cn



通广大厦一长虹桥独栋都有哪些企业入驻及相关公司

中国通广电子公司展销中心   <em>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2</em>

      

北京蓝海岸技术培训中心   <em>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2号通广</em>大厦1001

      

北京吾隆居社区服务中心  <em>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2号通广</em>招待所3532<em></em>

      

北京声纳迅捷信息咨询服务中心  <em>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2号通广</em>招待所3515

      

泰国亚欧环境技术中心北京代表处   <em>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2号通广</em>大厦1106室国)日用品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北京东三环,长虹桥东北角,原来也有“双子座大厦”。两座楼比肩而立,长得一模一样,四四方方,规规矩矩。楼高十六层,搁现在当然不起眼,在当年,傲视马路对面团结湖小区一片矮楼,“大厦”之谓当之无愧。

两座楼分属不同单位,东边是通广大厦,全称是通讯广播电子之类;西边是中国文联大楼,门牌号是“农展馆南里十号”。俩楼盖好的时候还没有长虹桥。修桥那阵儿社会猛一下发展到贫富分化的阶段,通讯广播显然比文学艺术更适应这个时代,所以通广大厦借着修桥的乱哄哄,把自个儿从里到外捯饬了一番,立时焕然一新;文联没有财力和人家步调一致,只好眼睁睁看着别人奔小康,自己一副破败相叨陪末座。

这楼是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合资建的,根据投入大小分配,作协占三层,分别是:四层作家出版社,五层诗刊社、人民文学杂志社,六层文艺报社。余下十三层,一层为大厅,二层为大楼管理处,三、七、八层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现已改名中国文联出版社),其余各层,每层是文联下属的一个协会,比如舞蹈家协会、音乐家协会、曲艺家协会、书法家协会,等等。作协和文联的总部机关并不在此,这楼里的,都是它们下辖的二级单位。

是1988年初秋的一天,具体日子已不可考。那会儿这座大楼刚刚建成启用不久。当时我在读大四,学分已在前三年修满,又因一篇学术论文获奖,得到免写毕业论文的优待,每天晃晃悠悠,无所事事。《文艺报》记者晓蓉找到我,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有一本刊物,叫《四海》,想外聘一个年轻编辑,问我有兴趣否。《四海》杂志有个啰唆的副标题,叫“港台海外华文文学”,我对这主题兴趣不大,但还是答应了,因为我对编辑、出版有兴趣。

头天上班阳光很好,大早晨的,楼门口“中国文联”四个镏金大字分外耀眼。章草字体,题写者未署名,不过楼里人都知道,是那位酷爱书法、摄影的文联党组书记高占祥。那会儿我还不知道,从这一天开始,往后漫长的十五年,除去法定节假日,我几乎每天会从这几个镏金大字底下走过。先是在大楼三层的《四海》杂志做外聘编辑,一年后,又成了位于四层的作家出版社的正式员工,直至2003年秋天辞职离去。

“非典”那年,疫情尚未明朗时,大楼里上班的人越来越少,去上班也以聊天为主,不怎么干活儿。有一天,一个同事不知从哪儿得来一张视力测验表,大家纷纷上前一试,结果无一幸免,一律近视。于是纷纷感慨,进这楼时视力还好好的呢,这些年下来,眼睛废喽。我当时想,岂止简单的一个视力,是整个青春啊。具体到我,就是二十岁到三十五岁,一生中最美好的年轻时光,献给这座楼了。

都说岁数越大,越觉得时间过得快。我对这话有切身体会,就从离开文联大楼以后开始。直至现在,偶尔路过,还老下意识地要往里拐,其实倏忽几年光阴流逝,它已与我彻底无关。闲来无事的时候,喝着茶,那楼里的一些旧人旧事会慢悠悠地浮现眼前,像电影里的慢镜头。

尊老爱幼,先从老一代聊起。

我曾多次提倡一个说法,叫“六八一代”,说的就是像我这样的人,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八十年代上大学。因为社会整体发展进程的原因,这代人身上有诸多明显特征,在社会活动中很容易被标识。最凸显的一点,是过渡特色。历史虽然把我们这代人嵌在一个人肉梯子的位置,不上不下挺难受,但是,短处反过来就是长处,因为承前启后,我们得以见多识广,经历独特。

比如我上学的时候,陆宗达、黄药眠、钟敬文等一批资深老教授还在给我们本科生上大课;我们之后的师弟师妹们就没这个好运了,别说上课,能在校园里见这些宗师一眼都难。我到文联大楼时的情形与此类似,一些老同志都还健在,比如龙世辉。

1989年我到作家出版社报到上班,龙世辉刚刚从副总编辑的岗位离休,被返聘,仍在终审部分长篇小说稿件。老龙看稿严,审过的稿件常常满篇红。谁要有意见,他会立即痛说自己的革命家史。几十年前,老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改曲波的《林海雪原》,本来稿子是白纸黑字,老龙改完,排版工人急了,说是基本找不到什么黑字,失了下手处。也就是说,老龙几乎重新写了一遍。

我头次听这段子后跟他开玩笑,我说老龙,以后此书再版,要写龙世辉著。老龙听了怒训我一顿,大意是说,编辑就是编辑,作者就是作者,两回事儿,当编辑的永远不要惦记着出那种名,改稿子帮别人出名是分内之事,活该,要不就甭干这行。

老龙有老年人最明显的一条特点,就是絮叨,说过的话经常不记得,绕回来再说一遍。他这段革命家史,我至少听过两遍,不过并不烦,甚至第二次听了,再次成心逗他要在《林海雪原》上署名,他就又训一顿。我愿意重复挨训,一方面是顽劣之气未消,逗他玩;另一方面也是觉得这些话,对一个初进编辑行当的学徒来说,意义非凡。

老龙话密,喜欢各屋串门,一屁股坐下随便扯个头就开聊。当然,这种场景,也是编辑部最最家常的一幕。老龙的神聊非常抓人,经常正聊到兴处,该去食堂了,大家不愿中断,就撺掇老龙请客。老龙资格老,工资高,最关键是人爽快,从不推辞。

老龙聊天看人下菜碟儿,人杂的时候话头儿比较规矩,如果都是年轻小伙在场,老龙会偶尔坦白点自己年轻时的风流艳遇。那些艳遇大多发乎情止乎礼,结局常叫我们新代青年摇头扼腕,老龙却是一脸陶醉,因为在他看来,那些故事已经艳丽死了。

湘人向来多情种,老龙是湖南人。

老龙听说我二十四岁就结了婚,颇有微词,说,耽误多少事啊,傻不傻啊你。我说我没你长得帅啊,我倒想不耽误呢,可不耽误也没有风流事砸到我头上嘛。老龙听了这话,得意之情溢于言表,马上几百字脱口而出,委婉地表达了对我这结论的赞成。

老龙抽烟非常凶,后来死于肺癌。他临终前几天,我去协和医院的病房看过他。也就俩月不见,瘦成一截儿干黄瓜似的。想到老龙早年习武,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原来那般高大魁梧,现在成了这样,顿生人生无常之感。

老龙的追悼会上,家属忙前忙后,向来吊唁的人分发赶印出来的一本书,《龙世辉寓言集》。小三十二开,不足百页。这是老龙一生唯一正式出版的著作。老龙一辈子改过上亿字的稿件,经他手出版的很多小说,在当代文学史上光芒夺目,恕我不一一列举,因为我更看重的,倒是老龙这仅留人世的几万字。

老龙退休后,接替他主管小说出版的副总编辑叫章仲锷。

我做了将近二十年编辑,业务上没出太大纰漏,全亏逢上两个好老师,章老师便是其中之一。

在《四海》杂志打杂了大半年,该毕业分配了。承蒙文联出版公司的领导邢富沅看中,允我可以正式调入文联社,我婉拒了他的好意,原因是文联社摊子大,好几百号人,子弟又多,人际关系复杂,总而言之一句话,不称心。我跟老邢说:我想去楼上作家社试试。

我也是作协子弟,所以很容易托人找到了从维熙,他是当时作家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老从听说我想进作家社,让我去楼道的另一头找章仲锷。他肯要,你就能来。说完这话,老从还笑眯眯找补了一句:他可是严师,你得打起十二分精神。

我早知道章老师是个有名的大编辑,新时期以来许多重要作品都是他编辑发表的。比如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钟鼓楼》《第二个太阳》,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小说《蒲柳人家》《追赶队伍的女兵们》《沙海的绿荫》《太子村的秘密》《远村》,等等。柯云路、王朔等不少作者,都是通过章老师才与读者见的面。

忐忑不安地进了章老师狭小的办公室,说明来意后,以为他要怎么考我呢,不想他一番客套之后,跟我聊了足足两小时乒乓球、足球。聊得我完全忘了干什么来的时候,他突然从桌角拿过一部书稿,说你回家读读吧,写份审稿意见。还记得那是程树榛的一部长篇新作。当时程还在黑龙江工作,几年后也调来文联大楼,在五层人民文学杂志社做主编。

在后来长期的亲密交往中,越来越体会到章老师的工作方法,确以声东击西、不落窠臼见长。听他谈稿子论文学,东一句西一句,天马行空,仔细听来却是重点全在,脉络清晰。听着跳跃性强吧,其实句句击中要害,没几十年的编辑实践修行,这种性情的风格还真没资格效仿。

人的性格体现在方方面面,章老师工作风格如此,日常生活中也性情得一塌糊涂。穿得老是皱巴巴的,有点邋遢运动衣为主,几乎没见他穿过什么好衣服。有一次出版社设宴招待台湾女作家琼瑶,章老师突然穿了身西装出席,当场惊呆好几位。琼瑶一旁看着大伙都在鬼笑,急忙检点自己的穿着打扮,以为没注意出了什么洋相。

章老师身上永远只揣五毛钱,多一分都没有。有一次他骑车下班回家,因为大脑开小差闯红灯,被警察抓住,罚款一元。章老师从兜里拿出那五毛钱说:就这些,想要罚齐了,只能明儿再给您带来。

章老师不爱笑,老是冷着面孔似的,其实全怪他的长相,面相苦,脸上褶子又多,干巴巴的,戴眼镜,标准的老编辑长相,开怀大笑的时候,也像在苦笑。有一次我向他坦陈这一发现,他给我讲了个关于面相的故事:

一天王朔去章老师家玩,赶巧碰上另一个长得月黑风高、颇有几分匪气的作家也在座,仨人聊天喝酒。隔不一会儿,另一个当红作家驾到,加碗加筷。吃是吃上了,可忘了互相介绍。几杯酒下肚,最后来的那位开始臧否文坛人物,其间指着匪气作家说道:看王朔那厮的文字,必定长成这位仁兄这样,一脸坏样。章老师哦了一声成心问道:那你觉得那谁谁谁呢?报的正是那位匪气作家的大名。那人一指王朔答道:那么清秀的文字,人也必如这位仁兄一般白净清秀。

章老师当场开怀苦笑。

1989年下半年,各个单位都在忙整顿。突然有一天,延安时代即已成名的老作家曾克老太太带着个工作组进驻作家出版社,第一道命令就是原社委会全体人员免职,待分配。章老师亦在其列。好在没隔多久,他又走马上任《中国作家》杂志副总编辑,我们还是常来常往。不过经这一番折腾,章老师变得有些沉默。有一天他突然招我去他家吃饭喝酒。那天他在酒桌上说:老啦,该退休啦,赶明儿退下来没事儿干,我给你当校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弄的那些书,错儿忒多了。唉,一辈子就会看个稿,也就爱看个稿,真让我干别的还真不会。

其实我看过章老师化各种名字写的一些小文章,文笔极好,可他对此没啥兴趣。

从维熙和王蒙、邓友梅、刘绍棠四个人,在五十年代的文坛被并称为四才子。当然,这是风光的时候,到了挨批判那天,“才子”的称呼换成了“黑天鹅”。

老从祖籍河北,身上真有燕赵之士的雄风,性格刚强泼辣,说话办事果断,在作家出版社威信极高。有些员工敬畏得甚至过了头。有一次老从喊我去他办公室,本以为有什么吩咐,原来只是一时兴起唠了几句家常。从社长室回到自己办公桌边,邻座一个姓白的编辑问我:老从叫你干吗?我答随便唠了两句。小白自言自语道:我来出版社两年了,他还从来没跟我说过一句话呢。我说他不找你你找他说嘛。小白说:不敢嘛。

老从因为性格刚强吃过亏。出版社曾经出过一本《金瓶梅故事》,尽管书名中有这么扎眼的字,但一来与全书内容确实相符,二来全书内容绝对健康,所以,当书出之后出版署却下令禁售封存时,老从不干了。老从召集了很多文学界、文化界的名人,其中不乏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开了个研讨会。研讨结果当然说是一本有价值的文学书籍,老从将这结果行文报呈出版署,旨在申诉。最终这本书还是未许公开发行,老从却因前述种种“过激”举动挨了批评。

老从当时还是中国作协的党组成员,在机关和出版社各有办公室,坐着那辆香槟色马自达两头跑。常常见他前脚一进文联大楼四层,后脚就有总编室人通知开会。可能是几个小时的大会,也可能只是十来分钟的小会。老从直脾气,有事不隔夜。

有一次开会他说:今天本来不打算开会的,可刚才进电梯,开电梯的小姑娘跟我说,你们出版社干脆改名叫琼瑶出版社得了,因为你们尽出琼瑶书。老从说完,让大家反思,选题范围何以狭窄至这般田地。一番话五分钟说完,散会。

老从一开会,有个习惯动作,玩打火机。不知为什么,他兜里总装着一堆形状材质各异的打火机,会议桌边一坐稳,必定逐个掏出,于手中把玩。当然也会派上实用,他是个大烟鬼。

说到抽烟,又想起一桩旧事。一次我在老从家聊天,聊的时间有点长,我俩又都是烟鬼,他家的藏烟也少了点,愣被抽得一支不剩,便一同下楼去买。

烟店前一堆人正吵架,不过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我因牢记鲁迅教导,坚决不当“帮闲”,所以避之唯恐不及。不想老从一个箭步冲上去,一头扎进人堆。我当时一惊。

老从看出我表情不自然,撇嘴一笑道:想起鲁迅了吧?我告诉你,我还就爱看人吵架,这一点不丢人。不过要会看,会看就能看出好多意思来。跟念书一样,会念,才能念到字面后的意思,不会念你就不是在念书,而只是在念一些词汇。

老从这番教诲,我受益至今。生活中好多事都是这样,明明觉得不好玩、不耐烦,明明是虚妄一场,可又老是忍不住凑个热闹、评评道理。事一关己,还会兴奋,甚至雀跃。这个说起来都是人的本能,不必奇怪也不必自责,关键怎么上一个层次说话。依我看,不过就是老从说的那个“会”字。会吵会看,就能吵出意思看出意思。会生活的人,即便无聊透顶的生活,也能过得有滋有味。

写新时期文学史,有一套书肯定绕不开,就是作家出版社的“文学新星丛书”。丛书的宗旨是扶植新人,所以编选原则是文坛新星们的第一本书。从1984年开始,每年出五本左右。第一辑阵容如下:阿城的《棋王》、王兆军的《蝌蚪与龙》、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何立伟的《小城无故事》。之后数年中,残雪、格非、余华、马原、张平、查建英等人,纷纷在这套丛书中亮相,渐为世人所识。

这套丛书的始作俑者,就是我在编辑业务上的另一个老师石湾。他曾跟我回忆当初找到莫言,说要出书,莫言万分惊讶,说我都能出书了么?

石湾是笔名,本名叫严儒铨。大楼里很多这样的人,以笔名行世,本名反而很少有人知道。比如著名编辑懿翎(代表作是红极一时的倪萍所著《日子》),本名叫张红;后来调到接力出版社做总编辑的出版业大腕白冰,本名叫白玉琢。

石湾老师是我同乡,江苏人。他最早到作协,在《新观察》杂志工作,我父亲曾经是他的老领导。有了这个渊源,我一到出版社,他就对我格外照顾。不过当时我在小说编辑室,他分管的却是诗歌、散文、报告文学那方天地,所以我虽心向往之,却无缘近受教诲。

后来终于有了机会。1992年底,作家社拿到一个刊号,准备出版《作家文摘》周报。石湾主动请命,组班子筹备。当时正逢报界那场著名的周末版大战,各类小报如雨后春笋,都要赶在新年初遍地开花,市场竞争非常激烈。业内同行和社内同事都对尚未诞生的《作家文摘》不抱指望,社里开大会讨论到这项内容,众口一词都在推测,一年要赔多少钱进去。石湾老师不畏人言,顶着众说纷纭,塌下心,憋股劲,起早贪黑干上了。我有幸被石湾挑中,作为报社唯一的编辑,参与筹备。

石湾老师、主任、财务、印制加上我,五个人只有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开办费五万元,石湾带着我们逆风飞扬。那是我在文联大楼十几年中最苦最累的一段时间,每天早上六点起床,骑五十分钟的车到文联大楼,晚上常常九点才能离开办公室。也奇怪了,一点不觉得累。想来原因有二,一是石湾来得比我们还早,走得比我们还晚,我要再抱怨,真说不过去;二是发现跟着石湾,真能学到好多东西,我几乎是贪婪地从他身上掘取财富,一天都不想落下。

《作家文摘》一上市即博得满堂彩,出到第五期,销售量已有二十五万。一切闲言碎语,一切质疑讽刺,全都不攻自破。那段时间石湾老师心情不错,经常听他开怀大笑,笑声响彻楼道。

石湾老师身上有很多老派文人的优点,珍惜时间,讲求效率,编辑写作两不误,报刊上经常能读到他的大作。文如其人,他文章写得严谨而老派,穿着打扮亦是如此,永远西服笔挺,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看着就干净利落。他的办公桌永远纤尘不染,井井有条,在整个杂乱无章的文联大楼里,像个异数。

石湾老师对自己的形象也确实在意,有一阵儿他得了腮腺炎,脸肿得挺大,上班来就低着头走路,不愿让人看到他形象不好的样子。很多人说他长得极像赵忠祥,他后来居然就把自己一本新书命名为《人说我像赵忠祥》。

再来写写年轻人吧。

文联大楼里,年龄结构老化。白发苍苍者多,生龙活虎者太少了。以我为个例来看,就很说明问题。我二十岁到作家社,三十岁过了,在社里还是岁数最小。并非在我之后没有补充过新鲜血液,只是补进来的,都比我岁数大。这么说吧,基本上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大学毕业生,在文联大楼里都能算年轻人。

这些年轻人,师兄弟姐妹的关系众多。从作协所占三层楼看,比较集中在几个学校,复旦、北大、北师大之类。比如复旦的毕业生有七七级的张胜友、杨德华,七九级的潘凯雄,八二级的刘福和,八四级的刘方;北大有七九级的贺绍俊、林金荣、刘卫国,八零级的李敬泽,八二级的章小龙,八六级的张亚丽,等等。除此以外,还有武大的张水舟,南大的唐晓渡、王元,北师大的蒋原伦、潘婧,人大的王炘,广院的应红、冯秋子,中戏的杜家福,厦大的张陵,民族大学的那耘,中央工艺美院的曹全弘、张晓光,等等。经常听到同事之间还互称老班长、老支书之类,对校园一往情深的人,听了倍感亲切。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艺报》由刊改报,大规模接收了一批应届毕业生,作协一时好像年轻了很多。这批年轻人赶上了好时候,逐一受到重用,没过几年,悉数成为各单位的业务骨干。

我在《四海》打杂那几个月,杂志社都是女同志,一到中午喜欢搭椅子睡午觉,我不便打扰,就老往六层文艺报社跑。那时的文艺报社年轻人扎堆,气氛活跃。而且,因为年轻人比较集中,也最成气候、最抱团,互相之间如同兄弟姐妹。每天中午男男女女聚在财务那屋,痛聊文学艺术、世间万象,真知灼见此起彼伏。都是会写文章的人,很可能没两天之后,某大报刊上就有一篇雄文出现。我在那里像个小师弟,听着师兄师姐们暴侃,长了不少见识。

说到写文章,当时最勤奋,写得也最优秀的是潘凯雄、贺绍俊这对搭档。《文艺报》早年间就有一对黄金搭档评论家唐因、唐达成,到了新时期,潘、贺二人的搭档,从文章数量和质量上,大有赶超前辈的态势。还记得我当年喜欢做个游戏,每当看到这俩联合署名的文章,都要猜一下谁执的笔,几次与本人核实都对。我的诀窍是看文气,文气紧一些,态度温良恭俭让一些的,一定出自贺绍俊手;潘凯雄在文气上要放松一些,态度也容易激烈些。文如其人这句老话,在他俩这里再次得到验证。

有时候一边打牌一边痛聊,不是麻将,没那么邪乎,就是扑克牌打升级。主要参战者有贺绍俊、潘凯雄、应红、阎荷、朱晖、蒋原伦、张陵等人。那么简单乏味的游戏,因为参战者有情趣,打得热火朝天。有一天,双方正打到胶着状态,突然门口一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敲门。问他什么事,那位腼腆地说:过两天影协要放我的两个电影,想问问你们愿不愿去看。就又问啦:你谁啊?清秀小伙子说:我叫王朔。

事隔多年后的某一天我才反应过来,这就是著名的所谓“王朔年”的序幕。可在当时,王朔尚未大红大紫,在座者对这名字还很陌生,何况当时牌战正酣,人人无暇他顾,只随便说了一句:票搁桌上吧。王朔就腼腆地走了。

后来有几年,王朔在三里屯开了个无名酒吧,俗称“王吧”,我不时去玩,每次见到老王都想问问,他当时那腼腆肯定是装的吧,心里不定把这群人骂归哪类傻冒了呢。

这一幕之后一年,到了1989年的秋天,牌局变成天天打,一旦开局就没个完,工作全都撂一边不管。而且就是纯打牌,再也不聊什么文学艺术了,人人苦着个脸,好像都有股怨气。长此以往,当然越打越没劲,渐渐地,牌局停了。

再后来,随着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大潮汹涌袭来,牌局的几个主要干将也走上不同的道路。经过多年反复折腾,朱晖最后落脚在光明日报社;贺绍俊先是去了《小说选刊》当主编,后来又到东北一所大学做了教授;潘凯雄现在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应红去了作家出版社;蒋原伦先去了中国土地报社,后来成了北京师范大学传媒学院的教授;只有张陵还留在《文艺报》,已升职为副总编。至于阎荷,非常不幸,在作协每年的例行体检中被查出癌症。去体检时还好好的呢,可直接就被推上手术台,这一去再也没回家。去世的时候只有四十岁。

六层牌局进行的同时,五层的围棋局也在紧张进行中。《诗刊》编辑部有几个围棋爱好者,年轻人为主,唐晓渡、邹静之是主要干将。老同志们也不甘落后,比如王燕生、周所同等。

他们经常下棋那间屋,正好就在我办公室的楼上,中午我如果不去六层牌局,经常听到围棋子掉落水磨石地面清脆跳跃的声音。

王燕生脾气特别好,棋力虽弱,可特别爱下。所以谁下输了,会找王燕生再下一局,不为赢,只图杀条大龙解气。话虽这么说,其实在诗刊社年轻人的心里,都拿王燕生当老大哥看待的,很亲。

同在五层的《人民文学》编辑部,几个年轻人看上去相对世故一些,集体活动不怎么见到,书卷气强一些,几次中午去他们那里,只见人手一卷书,或者干脆蒙头午休。

有道是蔫人出豹子,平时这么低调的人,一旦有事,动静就小不了。有一年,《人民文学》编辑部大闹一场,具体原因记不清了,大致是对当时的领导不满,集体签名什么的,很热闹,惊动了作协党组,以及更上一级部门。结局是我向来佩服的名编辑朱伟愤而离开作家协会。

朱伟作为《人民文学》的骨干编辑,在八十年代编发了一大批名家名作,对这份杂志,乃至对新时期文学功不可没,他的离开,在我看来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感。好在是金子在哪里都发光,朱伟后来分别主编了三联书店的《爱乐》和《三联生活周刊》两本杂志,因其品质超群,被人誉为办文化类杂志最大的腕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