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实体性是不变的起点

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态势下，实体商业尤其书店业备受打击。外部环境业已改变，实体书店如何存续和变轨发展，已成为书店、出版、文创等相关业界共同面对的议题。许多书店亦已做出有益的尝试，开直播、卖盲盒、出爆款、做会员、搭文创，各显神通，总体来说是思路从线下转向线上。近两年来，书业对此道已然探讨很多。

由新书店

然而，鉴于纸质书这一核心商品的实体属性不变，以此作为一个原点，则相应的实体店面（区别于网店）、实体物流（区别于信息流）、实体场景（直接体验）等，尽管比例一再降低，仍属不可或缺。

营商对象（商品）与环境之间，理应相互依存。就如网店诞生于互联网时代、全面依托网络世界，实体店同样拥有与之共生的实景与实惠，而且这联结的韧性可能比我们一般以为的更强。哪怕近几年实体书店关店如潮，仍可见众多岿然坚挺的与盎然新生的。

对于具体经营举措，本文不作解析和建议，而着重讨论背景因素和宏观趋势。实体书店的变革永远在路上，而总有些要素不变。关于长远变数的讨论，就应以这些不变为起点。

一、实体书店的土壤及其形态

店铺既然是实体，首先绕不开的是空间属性，也就是位置、面积、楼层、可利用空间等客观指标，这是书店赖以存续的基础土壤。在此意义上，书店的土壤，就是它所在的街区。在空间关系上，店铺是街区的组成部分；在形而上的意义上，二者又是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相互塑造，互为标签。

实体书店与街区的关系就如植物与土壤，不知所起，一往而深。譬如，连锁书店名称上要括号某地，如西西弗；异地同名书店（各地的席殊、百草园，漳州与杭州的晓风书屋，北京与原武汉豆瓣等）需注明城市；像衡山·和集、雍和书庭、惠山书局等，干脆出自地名；而如成都宽窄巷的三联韬奋、福州上下杭的鹿森书店、北京王府井的外文书店、蓝旗营的万圣书园等，往往人们提到该书店就知晓它在哪儿，盘点某地文化地图就不得不提及该店。这些书店已经深深嵌入所在或邻近的商街或校园，与知名地标互为增色，甚至深刻影响着当地文化生活。

雍和书庭内景（转自彭明榜老师朋友圈）

因此，书店的文化品牌构成，是有街区特性参与其中的。街区的“地气”会影响书店调性，而书店反过来也参与塑造街区，譬如佛山先行书店位于小区门口临街，一店既在，入驻小区的艺术工作室等等呼引自来，屡屡用作拍电影、办婚礼。这种书店活成了文化本身。

当然，所谓街区乃是泛指，但凡为书店提供空间支持、交融互动的更大空间实体，就是这间书店的土壤。实体书店的土壤，以其原本功能和性质来分别，应有商区、景区、社区、校区、园区，乃至郊区、山区等。另有开在单位里的内设书店，如社科院建国门的社科书店、花家地的原单向空间，还有开在交通枢纽的苏州东大书店，偶例不成现象，就不单列类型（注①）。当然，前述列举的这些“区”分，还只是初步的概念性分野，其间略有交叉重合是难免的，但是宏观方向性的分辨还是能据常识常理不言自明。

杭州单向空间三层的佳作书局“店中店”

还应注意到，在土地资源规置实践上，也很少有鲜明纯粹的分界，有些土地利用性质是复合的，就像多种性质糅合的五色土，譬如：书店开在王府井、南锣鼓巷、宽窄巷子、上海南京路等地标性商业街上，是兼商区与景区；而厦大武大等花园式校园中的书店，则是校区+景区。万圣书园从区位讲是社区居民楼底商，而客源又主要依托学府高校，算是社区+校区性质。

总之，这些土壤类别，分别孕育支持着形貌各异的书店。而书店老板和投资人，就相当于是播种者，也会“胸有成竹”地按既有目标有意识地选择土壤，逐步培育自家书店。那些实体书店聚集的街区，北京三里屯、上海绍兴路、东京神保町、釜山宝水洞、巴黎圣但尼、香港西洋菜南街、伦敦查令十字街，隐然就是一个个生态系统，汲养于当地，各自绽放。

雍和书庭与酒神书屋门口的荐书&荐酒板

注①：另外，需抛开所谓“机场书店”，察其码洋占货架商品比例可知，本质上是连锁便利店而不是书店。

二、何为“园区”和园区经济

园区是政府集中统一规划指定区域、统一管理，用以培育特定行业，带有政策试点性质。设置园区是官方行为，属于政府搭台、经济唱戏的一种方式。园区选址主要是原本利用率并不饱和的国有土地，如老工厂、老单位、旧社区等，意在激活闲置土地，让原有运行逻辑下（旧日计划经济）生产办公已接近停滞的场所，得以在不改变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引入新鲜业态，丰富土地使用形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提升经济效益，使其重焕新生。大如上海浦东新区、苏州工业园区，小如中关村科技园区、港口城市的免税区，都是依集中规划、政策特惠的相同逻辑而形成。

大理古城 床单厂艺术园区

近年来各大城市的生产性厂房不断外迁，留在城中的园区更多定位于文化创意、高新技术等，传统工业把区位更优土地让渡给新兴产业。如此释放城市土地及其附带资源，就给书店业带来了更多地利之选。原单位是土地所有权人，有些会亲自下场招商和管理，但商业化的园区管理实务专业性很强，故也有委托专门机构（比如尚8、共享际等）来进行代理。而北京老城区内园区数量貌似多于上海、深圳，也是因为后者城市兴建过程根本就是商业导向，土地利用率高，更新换代紧凑，以至于多年之后闲置土地不多，无需也无以在旧城开辟园区。北京城市规划则是压倒性的政策导向，计划硬、“大院”多、占地大，动辄整块转让或开放。

说来SOHO等共享办公空间也带有园区色彩，如海狸图书馆等带有借阅性质的新型书店，就主要入驻此类场所。不过SOHO起点是商业地产，已涉及土地权属变更，比园区就走得更远了一步。

现有园区主要是提供基础办公场所，环境硬件等要求不高。中小城市的产业园区虽能够落实集中政策供给、实现特定产业集群效应，但作为新型商业环境的园区，事实上也只存在于一二线都市。商业氛围、消费水平等构成了商业体的生存环境，唯有大都市才可能出现大型园区，进而提供非办公业态的餐饮、酒吧、书店等配套设施，基础服务更加周全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