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过如此经历的并不只是华视奇一家。2003年2月，当中星微成为美国《福布斯》杂志封面故事的主角时，其在中国还是默默无闻，直至2005年在纳斯达克上市。但即使那时，中星微也在接受着来自中国人自己的质疑。

  但对于绝大多数中国本土IC设计企业而言，要想成功，就必须赢得中国消费者的信赖，才能让自己的产品被系统厂商接受。虽然中国IC设计公司的数量和美国硅谷相同，但无论从各方面来看，两者间都不具备可比性，这是场似乎难以打赢的仗。

  对于华视奇来说，VSP100的发布似乎是一道曙光。虽然还要经受市场的考验，但毕竟拥有了可以冲锋陷阵的武器。与大名鼎鼎的中星微、展讯等中国本土企业相比，华视奇半导体确实是个小角色。

  “即使是一个小公司，我们也应该把它做成一个跨国公司；即使大家都是芯片公司，我们之间也要合作，”作为一家小公司，为什么却有着大企业的胸怀？

  电子世家——罗晋

  2004年上半年，上海一家小酒店公寓里，罗晋带着两位工程师在做一个当时还在保密的项目。这是这家仅有10名员工的小公司的第一个项目，同时也是谁都没有做过的，因为他们是中芯国际90nm产品的第一个客户。来自技术、人事、信任、合作方方面的种种不和谐，仿佛商量好了似的，都涌了出来。窗外的天空也阴沉沉的，已经接连好几天的阴雨坏天气，让本来就摸不着头绪的人心情更加阴郁了。

  与此同时，罗晋与中电华大电子设计公司的Z4合作项目，由于美国销售、美国行业投资和中国研发团队合作三方在收入（五十万）、投资（一百万）、退出（一千万）上远隔十万八千里的重大分歧，也搁浅了。而这是罗晋自认为把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集成电路设计工具推向世界的独具入门和前景的实际计划。“当时搁浅，大概永远就搁浅了”，事隔4年，从罗晋的话语中似乎还能听出那种不甘。时机与实力相比，正是水高船去急，车陷马行迟。

  其实这样的艰难对于罗晋来说并不是第一次。当他还只是个10岁的小男孩时，眼里看到的就是抄家和家人的四散流离，只剩下自己和70多岁仍要天天扫街、罚站请罪的外婆相依为命。罗的爷爷曾任北洋政府的北京电话局局长。父亲罗沛霖是中国第一批两院院士，抗战时期延安军队的最高技术人才和延安无线电厂创始人和总工程师，在文化革命的非常时期也不可避免地倍受冲击。

  15岁时罗晋便成为了北京塑料十厂的一名工人。在罗沛霖的传记《笑慰人生》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罗晋对外婆说：‘爷爷是无线电的官，爸爸是无线电工程师，哥哥和姐姐也都是做无线电方面的事，我现在当工人，还要自学，将来也搞无线电’”。然而罗晋却对《电子工程世界》说，当时自己最好的设计就是做工人，如今的一切却是自然发生而非精心设计的结果。虽然在外人看来，罗晋生来就与电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1978年，已是车间主任的罗晋成为了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工程系的学生。貌不惊人的罗晋在那时毫不起眼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基本不怎么出现在学校里，他的同学倪伟新却因为是篮球明星而全校闻名，这样生活没有交集的两个人当时并没有讲过几句话。

  “我还在校外干很多别的事情，有书可读，有人可见，”罗晋没有明说自己当时在读什么书、见什么人、干什么事，但显然那时当很多人还只懂得读书时，他已开始了社会交际，这也许能解释如今他和文化界过从甚密，公司的招牌即是黄苗子手书。  

  1985年罗晋远赴父亲的母校加州理工学院深造。而倪伟新则于1983年即进入微电子行业，开始了其让人艳羡的仕途，1989年他被首钢派往美国工作半年，虽然和罗晋同处一个城市，但彼此并不知道。 次年倪回国，开始负责中国第一条6英寸CMOS芯片生产线（首钢与日本NEC合资）的筹备、建设、业务开拓和运营，2年后，倪已是位高权重的首钢电子公司副总兼微电子研究院院长，并担任首钢日电公司董事兼中方总裁。罗常常听到这位老同学的名字。

  2003年的一天，罗晋忽然觉得无事可做。之前他在美国唐纳理研公司（Tanner Research）工作了十多年，尝试过这家公司三人创业以来所涉及的所有领域的发明和成就（Neural Network, Analog Computation, DSP, MOS Imager, EDA, MEMS, MCM, Gate-array, Voice Recognition, Design Consulting, business development…）。留在美国的原因似乎一下子消失了，于是他的双脚又重新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新创公司的第一个项目来源于中芯国际，也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运，但这个小小的项目让其积累了许多特殊的经验，当然也养活了自己。

  “小作坊”的魅力

  当罗晋遭遇回国后最艰难的时刻时，他的同学、时任首钢日电公司中方总经理的倪伟新却在忙着和中芯国际的老总一块吃饭、谈合作。当他们大学同学聚会时，倪伟新谈的是“12英寸晶圆厂”，罗晋则是“上海的一个合同”。

  而倪伟新也即将迎来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转变。2000年，他曾负责并领导国家重点项目——首钢8英寸芯片生产线的筹建，2002年参与中国第一条12英寸晶圆生产线的筹备。几年内，他的足迹遍及美国、欧洲、东亚，到处寻找合作伙伴，最后锁定了中芯国际。2004年10月24日，首钢股份发布公告称，公司拟终止8英寸芯片项目的投资（12英寸项目外界基本没有报导），回归钢铁主业。公告中还披露，原计划投入芯片项目的2.5亿元募集资金将用于高等级机械用钢技术改造项目，这意味着首钢彻底放弃了芯片业发展的梦想。倪伟新经历了中国芯片产业的一次次巨大投资、一次次惨痛失败。

  “中国进口的芯片炒来炒去，最终比买石油花的钱还多，大家为什么还不自己做下去呢。”两个失落的人想到干脆自己做，对于倪伟新来说，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并不容易。1998～2004年，他一直担任首钢电子公司和高新技术公司副总经理，挥别首钢意味着他要放弃很多别人求之不得的东西。然而当大家共同认定一个方向，并毫不怀疑时，这件事情迅速就决定了。

  “这里有很多个人的风险，和一系列太难预料的前途。只有特别想做这件事，才能把事情做成；也只能专心于每一步地往前走下去。”创业时最需要的即是果断和义无反顾，而罗和倪显然恰好具备了这种素质。在外人看来，倪伟新这个国家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行业领军人，“硬”是被罗晋拉去做一个10个人的小作坊，而且前景不明。

  就这样倪、罗这几位已是50岁上下的同学开创了自己的公司，倪还为其取名“芯慧同用”，寓意为“芯片中的智慧大家都来使用”。此时圈里的活跃者多为那些年轻他们10左右岁的人。罗晋认为，创业并不一定是年轻人、中年人或老年人的事，这不是年龄界限的问题，关键是你是否愿意做这件事。如果愿意，成败都是人生享受。有时候我们总会误以为，机会可以让没有经验的人去做成一些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多数成功需要坚实的经验积累。

  机会眷顾用心人

  在罗晋那不足8平米的办公室里，墙上挂着一幅英特尔386内核的设计电路。在罗晋的心目中，这是英特尔有史以来最成功的设计，虽然现在已进入纳米时代，但这个设计依然经典。人们往往将目光集中在芯片工艺更新上，但工艺不是万能的，好的设计不应该是拼工艺，而是借助电路方面的技巧，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发挥出最大潜力。

  好设计是所有IC人的梦想，但做成一件事情并不那么容易。虽然芯慧同用自2005年正式成立后在业内小有名气，但国内客户对IP和设计服务的接受度不高。另一方面，无论是和大国企合作的尝试，还是和风险投资的接触，均无果。

  2006年5月4日，一个名叫David French的人打来的电话在罗晋心里掀起了小波澜。French当时是Cirrus Logic公司总裁兼CEO，对于罗晋而言，如果在美国，永远都不可能与这位数亿美元企业的CEO会晤，更何况当时圈里人都知道Cirrus Logic要在中国买公司。

  French在中国已观察了2年。以他开辟的Cirrus Logic中国市场占公司销售总额1/3的成功资格，French在2006年中国集成电路年会上提出了“投资中国知识产权，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关键(Invest China IP, the Key of Global Growth)”，比国内政府部门和工业领袖还响亮地倡导中国发明创造。在国内某投资公司的导引下，French至少见了500多家中国芯片设计公司的CEO中的50个。可想而知，每一位CEO都使出浑身解数，希望能够雀屏中选或得到其他合作机会。罗晋和倪伟新并不认为自己会有什么机会，显然芯慧同用并没有什么可以与Cirrus Logic产品线互补的产品技术，但这无疑是难得的学习机会，于是6位管理团队成员就向French讲述了自己每天做的事情。

  会后French提出了3种合作方式。第一，芯慧同用的管理层对中国市场、设计行业环境的见解独到、非常有价值，可以做他的顾问；第二，他可以依据芯慧同用的项目能力提供一些设计合同；第三，“你们公司在设计技术支撑和团队资质方面所需要的东西都有了，不过缺一样非常有用的技术，但我能帮你们把这种技术弄到，”French向芯慧同用提出了一个中美合作的机会。

  次月，在French的力促之下，芯慧同用与一家名叫Vivace Semiconductor（2005年10月成立）的美国多媒体编解码芯片初创公司从此结缘。仅仅三个多月后的9月1日，双方决定合并在北京设立北京华视奇半导体公司；Vivace得到了美国Kodiak Ventures公司领头、上海轩洲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北京崇德及包括David French本人的3个个人的共计1050万美元的首轮股权融资（Vivace CEO Cary甚至在与美国四大律师公司之一交易关于合并法律服务合同时用十五分钟的讲解说服了该公司当场兑现参股若干）。

  对于这种火箭速度的最好解释是你情我愿。现Vivace CEO Cary Ussery告诉《电子工程世界》，他曾一直希望能有机会在中国建立运营，与芯慧同用的合作则是一种最快的进入中国的方式。而芯慧同用同样需要这个机会。罗晋则直白地指出，Vivace这个团队不和芯慧同用合并的话，在美国超级饱和、产品市场为垄断公司清晰划分的境况下将很难找到成功的契机。两个团队虽在异地，境遇类似，利益相得，能力互补。

  Vivace的出现与其说是给了芯慧同用一条发展之路，不如说是让罗、倪看到了实现梦想的另一条路。在2000年中国集成电路经济发展的那个浪潮时，我国行业实践了很多雷同技术；但是下一个浪潮，一定是完全革命性的，不能跟着别人去做。这样就一定会存在两种方式的权衡：与国外大公司和与国外小公司的合作。

  “那些跨国大公司是不会让你赢的，因为它要自己赢。如果继续和国外的一些大公司联合去做的话，是无法达到实质性的中国所谓的自主创新水平。”

  显然国外大公司不会交付他的技术，让你直接与其竞争，更多的是把系统的解决方案直接“填鸭”到你的嘴里。但如果跟一家某项技术能够跟大公司匹敌的小公司合作的话，则情况会不一样，因为他们在美国也是受垄断企业、财力和市场划分等各方面的限制。通过中国团队新的生力军和中国动态市场扩充，成为一个联合的企业。而且只有和这样的公司合作，你才会有自己的地位。

  这是一家中国小公司和美国拥有领先技术的小公司的结合。合并后，在争取投资中居功至伟的David French和Cary分别担任董事长和CEO，罗晋和倪伟新则分别任副总经理和COO。有趣的是，投资人Dave Furneaux完全不懂中国。在上海浦西的太平洋百货，罗、倪第一次见到Furneaux时，Furneaux说：“我祖上是北欧人，澳大利亚南端有个群岛以我230年前的一个祖先航海家命名。现在我是一个美国人，站在上海的街上。想着我的投资人跟我要中国策略，我应该有一个中国策略，但我真的不知道中国是什么。”后来在波士顿西Waltham的著名投资公司聚集区的公司总部再见面时，Furneaux在他面对湖光山色的10米落地窗的会议室上，手上挥动着5本近3个月发行的美国顶级经济和时事杂志，每个都是夺目红色装点的关于中国的封面：“每本都是“中国专辑”（China Special Issue）！你能想像任何中国最重要杂志出全本的美国专辑吗？我现在压力非常大。”  

  洋CEO与中国本土公司

  在北京集成电路设计园量子银座大厦5层东边的走廊里，经常会有一位中等身材、左耳戴着耳环的中年美国人在吸烟，偶尔他也会抱着笔记本出现在楼下的SPR咖啡店里，他就是Vivace的CEO Cary Ussery。这位拥有数学和音乐双学士学位的CEO，往往将音乐和电子设计都比喻成“系统分析，从复杂的系统中抽查出问题，培养多方面能力是两者的共同点。”

  Cary并不是惟一经常出现的美国人，CFO每月至少来一周，French也会时常露面，而CTO则经常带着软件工程师在中国做项目。芯慧同用在附近的锦秋国际公寓租了四套公寓，但房子总是显得不够住，因为老是有人来来往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