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科技园与清华大学的15年

  清华科技园与清华大学的15年

  与生俱来的理想主义气质

  在清华科技园成立15周年之际，它的母校清华大学也将在两年后迎来百年华诞，回顾两个佼佼者之间15年相依相伴的故事，更能看到清华科技园成就背后的必然。

  1993年，国内大学还在为校办工厂的出路伤脑筋，一位清华的老校友——台湾新竹科技园的创始人之一徐贤修访问清华大学。徐先生问及时任清华产业管理处处长荣泳霖，北京清华比新竹清华学术水平高，学科也更全，新竹能办科技园区，北京为什么不能？这席话触动了荣泳霖，他马上去和学校领导谈办科技园的事。

  不久之后，清华大学组织了一个以荣泳霖为组长的3人小组就建设清华科技园展开论证。小组仔细研究了硅谷、美国北卡、新竹等多个科技园，做了大量前期工作。

  规划上报后，清华大学办科技园的想法获得了北京市政府的大力支持。而后市委现场办公，立项批地，给襁褓中的清华科技园画了一个范围：包括现在的科技大厦、创新大厦、紫光大厦等组成的一个环，再加上一条线——华业大厦、学研大厦。而后又通过商业批地开发了同方广场一期，和在建的同方广场二期。

  1994年，清华大学在怀柔召开科技产业工作会，确立了建设科技园和成立企业集团两项重大事宜。翌年，科技园的母公司清华大学企业集团正式成立，后经国务院批准改制为清华控股有限公司，荣泳霖出任副董事长兼总裁。

  为实现科技园的企业化运作，清华科技园发展中心于1994年成立，这是一个由清华独资的企业法人，后来规范化为有限公司，引入了外面的战略投资者，但清华大学仍坚持直接控股，以保证科技园的发展方向。

  由于科技园的建设涉及到学校规划以及基础设施等方方面面，需要一个可以协调各个部门关系，同时又对清华传统和理念有深入了解的人，于是清华选择了时任学校校办主任的梅萌来领导清华科技园。

  就在科技园建设起步时，一家房地产开发商找到了荣泳霖，提出，既然市政府批了十几公顷的地给清华，不如把土地一期开发和房屋开发交给他们来做，盖房子的钱都由他们出，事成之后，清华可以获得一部分房产，他们同时承诺在2—3年内就可以开发完毕。

  清华的回答是“不”。“因为如果让房地产商来做就无法保证科技园的定位，他们很可能把不应该出现在科技园里的休闲项目引进来，最后成了商业区。”荣泳霖说。清华对科技园的定位非常明确，它不是一个房地产项目，而是一个创新平台。

  清华科技园的理想主义气质与生俱来，但坚持理想从来不是易事。科技园创办初期非常艰难，先在学校所有的一块地上借钱拆迁、建房，建成后，再用它来抵押贷款建下一栋楼。最终，科技园的创业者们靠滚动发展的办法建起了科技园，从紫光大厦、华业大厦到同方大厦、学研大厦，再到创新大厦乃至而后的科技大厦，这些空间建筑的建设从1994年到2005年，历经11年才完成。

  与此同时，清华科技园一直坚持“软件”和“硬件”齐步发展的理念，把科技园作为创新和创业的平台，立志完成科技成果产业化，孵化出一批高新科技企业，培养出一批科技精英。

  在这一理念之下，当时科技园推出的增值服务包括：免费帮助学生做商业计划书或注册公司，为创业企业配备对口的“导师”，通过获少量股权抵消若干年租金，设置属于“公共设施”的前台和电话，等等。“我们的创新服务平台建设就是这样一步步发展起来的，所以到现在，很多企业在可以选择用低价租赁办公楼时，却宁愿花大价钱租我们的房。”荣泳霖说，“今天看来，园区的空间建筑和创新服务平台的同时建设是十分正确的。”

  反哺母校

  全世界诸多科技园区都以大学为中心，比如硅谷有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大学，台湾新竹科技园有新竹清华大学和交通大学等。同这些科技园相比，清华科技园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它与母校的关系更为紧密。

  而这也是创立者的初衷。荣泳霖等人当时研究了多个国外科技园，觉得他们的基本原则是“大学为核心，创新为宗旨”，园区里企业和大学的联系并不是很紧密，比如一家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但这不是企业与学校层面的联系，只是公司与教授或某个学科之间的。“国外的企业只要从大学得到专业技术，就有能力快速开发出产品或技术。”但这在中国不大行得通，中国的大部分科技人员都在研究机构和大学里，企业里研究人员数量偏低。

  2003年非典期间，刘万枫与同事来到昆山调研，当时清华科技园总部刚决定向全国辐射发展。刘万枫感觉，昆山作为一个县级市，搞科技创新有不利也有有利之处：昆山没有高校和科研院所，人才和科技成果等创新要素是缺失的；但昆山地理位置优越，堪称上海的“后花园”，有比较好的工业基础，其时富士康、纬创等台资企业也刚迁到这里，几年内昆山经济将上一个台阶是“看得到的”。而且昆山市对于引入清华科技园非常有兴趣，就在上述鱼塘边，时任昆山市长张国华向刘万枫保证说：“你动工之日，我的大马路一定通到这里。”

  最后促使清华科技园决定来昆山建设分园的，还是刘万枫与昆山市领导的一席谈，双方“理念高度契合”。“国华书记说，昆山资源有限，想保持长久发展，一定要从‘昆山制造’向‘昆山创造’转型，当时昆山经济才刚刚开始起飞，那个时候就有如此远见，在全国也是少有的。”刘回忆说，“只要志同道合就能战胜任何困难，这一点最后打动了我们。”

  上报北京总部获得批准后，2003年9月，昆山分园正式成立，刘万枫带着不到10个人的团队正式来昆山“创业”。

  他们首先就遭遇到一个严酷的冬季。南方没有暖气，刘万枫等人在城郊租住一栋老式土红色建筑，号称“别墅”，冬天冻得受不了，“穿着羽绒服上班都抖个不停”。一开始为了“在当地多交朋友”，刘万枫提出“先工作后生活”，把他的团队分散到昆山各个角落租房子住。事后刘还为此受到总部的批评，因为他的分兵策略导致团队不能及时沟通交流，也不利于相互鼓动士气。

  的确，在北方生活多年的团队成员不仅被没有暖气的南方冬天冻得够呛，而且在文化、语言习俗上很别扭，加之“抛家别子”带来的感情冲击，一些成员由于种种原因选择了离开。

  最打击士气的，是项目引进迟迟没有进展。刘万枫发现，昆山这个地方在科技企业看来，就是台湾企业聚焦的制造中心，“不入眼”。有时候好容易说动了项目负责人，员工却不愿来。“也难怪，让他们从大城市来到一个县级市，这里公共汽车都没有，进来上班就出不去了，是很现实的问题。”刘万枫记得当时他们请的做饭的阿姨说，“你们办公室是在昆山的乡下”，一位上海同事接茬很郁闷的说：“从上海到昆山是到乡下，结果到昆山又到乡下。”

  “当时我们确实很苦恼，辛苦找来的项目要落地非常困难。”刘万枫说。

  转折

  苦熬了1年多，昆山分园遇到了另一位能“坚持”的人，终于迎来了第一个转折点。

  当时，国家863新型平板显示技术重大项目总体专家组组长、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邱勇正在全国寻找OLED大规模生产线的基地。早在1996年全球OLED技术还处于实验室研发阶段，清华大学就成立了以邱教授为领头人的OLED项目组。OLED显示器超轻薄、自发光、低能耗且能折叠弯曲，可用于手机、MP3、数码相机、仪器仪表等领域，被公认为继液晶和等离子之后的下一代显示技术。该团队立志要把这一尖端技术在中国产业化，避免我国显示产业在显像管和液晶方面走技术引进、受制于人的老路，为此，邱勇带领团队坚持10余年的技术创新，系统掌握了OLED材料、器件、工艺和驱动等关键技术，陆续申请了近200项相关专利，并积极推进产业化。

  2001年，彩虹集团投资入股，维信诺公司成立。之后，南方化工、清华控股和清华创投又联合入资维信诺，使得维信诺在2002年建成了国内第一条OLED中试线并实现了OLED工艺技术集成，于2003年将OLED产品小批量推向市场。解决了器件稳定性的关键问题后，维信诺需要再次融资用以建大规模生产线。

  现在，我们提出两个新的定位：科技创新与创业环境解决方案提供者、创新型科技企业增值服务提供者。这意味着我们在探索新的服务模式、深化自身为科技企业提供增值服务的同时，还要努力把自己的运营模式、理论模式复制到其他地区。

  《商务周刊》：过去这15年您有哪些目标还没实现？

  梅萌：能把一件事坚持做15年并不容易，但我倒觉得做科技园充满了乐趣，还没做够。我这半辈子都在做清华科技园，按照清华大学的规定，我应该在8年后也就是63岁退休，我要把这8年也用来做科技园。

  我们的理念是“空间有形，梦想无限”，但在实现梦想之前，我们还要解决其中的困惑。首先，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国家大学科技园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的作用还不够突出。具体的体现是，它到今天还不能成为一个行业。在人们的意识里，生产、制造、农业等等看见摸得着的行业才能算作是行业，科技园即使发展至今，仍然没有在国家和百姓的概念里形成一个行业。

  要想对国家的创新体系建设产生重大影响，仅靠清华科技园一方的力量是不够的，我们希望通过自身运行、理论研究和不断辐射推广，让科技园在未来作为一个完整的行业出现。但科技园事业要成为一个行业，必须做到三件事。

  首先要有成功的运行模式，有运行模式是成为行业的先决条件。启迪控股股份探索出的两个“服务提供者”，算是在探索中走出了运行模式，在经济上做到了良性运转，也就是能持续盈利。目前，国内有不少的科技园由于是政府办的，没有盈利要求，只要能够运转起来，政府就不断补贴，来解决区域的创新、就业、税收、经济增长等。但大学对科技园不可能长期输血，而且大学与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也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所以大学科技园必须靠自身良性发展。而这首先需要巨大的投入，况且产生收益也是个很漫长的过程，所以做大学科技园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第二，这个运行模式要能够进行复制和推广。我们正在结合各个区域的经济条件和产业特色，在全国许多地区复制并推广我们的模式。比如在昆山，清华科技园在当地的模式推广，已经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创造性的复制，是我们加以延伸、增值的样板。接下来，我们还要在昆山的基础上更加有创造性的在南京、广州等地进行模式推广。

  第三，还必须要有理论模式，要把我们的模式在道理层面上说明白，且有高度和前瞻性，让所有人信服。国外有成功的科技园模型，比如美国北卡罗来纳三角科技园、剑桥科技园等等，但它们的模型并不一定适合我们。我们在学习别人的同时，深刻的感受到应该对园区的理论概念进行系统的梳理、总结合研究。当然，我们并不是单纯的研究科技园，而是要把区域创新、企业技术创新以及园区支撑体系统一起来研究。如果把园区比作舞台的话，那么创新企业就好比是演员，区域是观众。我们要研究舞台，就要把演员和观众放在一起研究，这样舞台最后达到的效果才能最大化。

  两年前，我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创新不是一个词汇，也不是一个孤立的事情，创新需要一种环境、一种文化、一种精神。只有这样的环境和文化形成之后，才能真正推动一个区域乃至一个国家进行真正的创新。从那时候到现在我们一直呼吁要重视这件事。举一个例子，中国的创业者要比发达国家的创业者坚强得多，原因就在于发达国家针对个人创业的服务体系非常完善，一个人只要具备某一方面的专长，他就可以创造出一番事业，因为有庞大的社会服务系统去弥补他的不足；而中国的创业者在他具备专长的前提下，同时还要必须是绝对的全才，他要对几乎涉及到一个企业发展的所有过程和方面都具备超常的才干，才可能带领一个企业成功。他不仅要是一个技术天才，还要是管理天才、公关天才、融资天才等等。

  我们现在还没有发达国家那样的创新服务氛围，我们希望中国到一定时候能够形成对任何一个创新都能集社会的力量来帮助它们转化为生产力，这是我们的一个梦想。如何能做到这一点，那就得从包括政府在内的各个层面都大力支持创新企业，针对创新型科技企业形成现代服务业。这两年我们致力于通过我们的行动带动现代服务业的形成和发展，从而真正在区域甚至在全国形成我们所希望的创新环境和文化。

  在策略和战术上，为了推进这一事业，我们经过这几年的探索，改变了一些方式。对于科技成果转化，对于各种创业创新资源的聚集，对于各种创新要素之间的碰撞，我们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索。现在能看到很多好的例子，比如昆山分园。同时我们希望我们的经验能够更广泛的扩展，所以我们也在用一些新的方式比如网络平台来辐射发展。

  推动创新是一件非常难同时又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全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政府在这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们是一家企业，从区域来讲更能起到先导作用的应该是政府，我们希望能把我们的价值嫁接到政府的目标之上，来帮助他们。所以我们已经从原来的直接运作变成帮助区域来运作，这也是一个转变。

  我们通过对他们的人员进行培训、理念的输出、对区域规划发展的研究以及对创新动向的跟踪等方式，使我们的扩展更加现实的展现出来，这是我们的广度。所以我们才建立了启迪服务网，加大与区域之间的联系和合作；在高度上，我们和清华大学共同成立了清华大学启迪创新研究院这个载体，邀请了科技部规划发展司、政策法规司、中关村管委会和海淀区政府来共同发起，希望能够在创新理论的研究和实践方面站在更高的层面。这个研究院和一般学术性研究院的最大区别在于它的应用价值和实践效果，我们所研究的一些成果都将通过启迪控股股份把它变成实践的行为。创新理论是重要的，但是只有行动才能创造价值，把理论应用到实践中，更是我们要做的事。

  《商务周刊》：为什么中国还没有出现世界一流的创新型科技企业，却出现了一流的科技园区？是否正是不成熟的创新环境，才形成了清华科技园成长的空间和土壤？